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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上海加碼,深圳卻收緊落戶和人才補貼政策

深圳同時收緊人口落戶和人才補貼政策,引發外界廣泛關注。
 
根據深圳市發改委近日公布的《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學歷型人才底線要求調整為全日制本科,技術型人才底線要求調整為“中級職稱+全日制大專”,技能型人才的底線要求調整為技師。這意味著,??茖W歷不能再直接落戶。
 
緊接著,深圳人社局發布的《關于高層次人才業務、新引進人才租房和生活補貼業務相關安排的公告》提出,2021年9月1日及之后,新引進人才將不再受理發放租房和生活補貼,并將對新引進入戶并在深圳全職工作的35歲以下的博士另行制定生活補貼政策。
 
一直以包容著稱的深圳,“來了就是深圳人”的說法深入人心。而在廣州、上海等一線城市都開始放下身段“搶人”的當下,深圳此番調整,似乎有些“逆勢而為”的意味。
 
去年,廣州對“差別化入戶”政策公開征求意見,意在放開廣州7區的落戶限制;今年初,上海在規劃建設5個郊區新城基礎上,也提出 “制定差異化的人口導入和人才引進政策”。外界猜測,此舉在優化兩市內部人口格局同時,亦有望進一步對外引人、培育人口聚集的新中心。
 
在多數城市加碼引人的整體趨勢下,深圳為何突然“調頭”?
 
“剎車”
 
2005年,步入“十五”收官之年,面臨暴增的人口數據,深圳就曾進行一系列政策調整。當時,深圳暫住人口遠超過“十五”計劃制定的人口規劃目標480萬,為此深圳針對性成立“深圳市人口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為其主要工作內容之一。
 
 
為何要“嚴控”?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劉玉浦曾分析指出,深圳人口承載力已經達到極限,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遠高于北京、上海和廣州。更重要的是,深圳人口素質總體偏低已成為制約產業升級的重要因素。
 
根據當時的政策,深圳提出“嚴控”政策性入戶,如夫妻分居、老人或未成年人隨遷等;同時,為“控制非戶籍中小學生總規模過快增長”,為暫住人口子女入學增加了父母加入深圳社保體系的規定。
 
從結果來看,限制措施效果明顯。數據顯示,2005年起,深圳常住人口增速開始下降,到2011年、2012年、2013年三年間,深圳常住人口增速達歷史最低,不到1%。
 
 
但一個被忽略的情況是,在“嚴控”之外,深圳同一時期還對技術技能、投資納稅等“12類”戶籍遷入采取了鼓勵政策。伴隨坊間對“深圳人口吸引力有所減弱”的質疑聲,深圳更進一步以真金白銀鼓勵人才落戶——2015年出臺的《深圳市人才安居辦法》,大幅提升對本科、碩士、博士的補貼標準。當年,深圳常住人口增量從前一年的15萬大幅增長至60萬,推動深圳常住人口突破1100萬大關。
 
此后,深圳步入人口高速增長期。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稱“七人普”)數據顯示,深圳常住人口達到1756萬,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超700萬,與統計公報中披露的深圳2019年人口數據相比,多出400萬。在此關鍵節點上,深圳再次踩下“急剎車”。
 
為何深圳再次收緊落戶政策?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分析指出:一來由于七人普數據大大超出坊間對深圳人口的認知,使深圳在本就有限的人口承載力面前顯得更加“捉襟見肘”;二來是對房價領漲全國作出的反應;三來則是在深圳產業轉型升級需求下,更需要匹配相適應的人口結構。
 
他特別提到,人口大幅增長使深圳人均GDP由2019年20.04萬元驟降至2020年15.76萬元——在“萬億俱樂部”城市中,深圳這一指標也從2019年第一位下降至第五位,位居無錫、北京、南京和蘇州之后。在彭澎看來,這也是另一種層面的“擠水”。
 
突變
 
政策變化背后,是深圳面對人口發展的矛盾心理。
 
實際上,深圳一直未對人口規模管控“松綁”。自2005年開始的歷次“五年計劃”中,深圳均提到控制人口增長相關內容,并設定常住人口規模。但到規劃期結束,實際人口數量無一例外均突破當初的規劃。
 
早在深圳“十五”規劃綱要中,就明確將“控制人口規模,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作為完善人口增長調控管理機制的方針,并提出“2005年城市人口總規??刂圃?80萬人以內”。但到2005年,深圳常住人口已達到827.8萬,與目標相比超出347.8萬人。
 
此后,與“十一五”“十二五”兩次規劃綱要設定的人口規模相比,2010年和2015年深圳常住人口分別超出135.8萬和37.9萬。差距縮小的趨勢于今年被打破——與“十三五”定下的人口發展預期目標相比,七人普數據的差距再次上升至276萬人。
 
 
人口管控沒能達到預期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
 
深圳統計局發布的官方分析中,“戶籍人口遷入的機械變動”被認為是此次人口暴增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也構成過去深圳人口增長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則是深圳推動戶籍人口比例上升、優化人口戶籍結構和素質結構的目標。
 
在深圳常住人口一路狂飆同時,戶籍人口的增長卻長期低迷。到2000年,深圳戶籍人口僅占常住人口的17.8%,達到歷史最低點。盡管此后該數字有所回調,但2016年仍僅為32.3%。同一年,深圳將學歷型人才落戶門檻放寬至大專及以上,且對人才入戶量不設指標數量上限,以進一步彌合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差距。
 
 
此后,深圳戶籍人口增量逐漸趕上常住人口增量。到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同比增長超過41.2萬,戶籍人口也增長40.1萬。盡管與每年的計劃值相比均有數十萬差額,但仍保持了穩定增長。
 
但去年情況發生“突變”。與2019年相比,深圳戶籍人口暴增92萬,不僅是2019年增量的兩倍有余,甚至比計劃值還多出40余萬。
 
“消化”
 
在中國城市經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宋丁看來,此次調整是深圳人口政策的“第二次糾偏”。
 
據他觀察,作為超大城市的深圳,戶籍人口增長過慢一度造成人才流失。2016年對人才落戶條件的一系列松綁,某種意義上是深圳對歷史欠賬的“補課”。但去年一次性增長近百萬戶籍人口,又對深圳公共服務、教育資源等社會各方面構成了新的挑戰。
 
 
前不久,對于深圳市人大代表有關調整落戶政策的建議,深圳市發改委答復稱,深圳入戶政策目前在國內主要大城市中幾乎最為寬松,若實施代表建議的敞口式政策,將“最終造成人口劇增,公共服務供需矛盾更加尖銳,同時進一步加劇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因此,“遷戶門檻條件設置需與深圳綜合承載能力及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相適應”。
 
比如,深圳學位的供需矛盾一直存在。去年,深圳普通中小學中,平均每所學校擁有2057.3名學生,不僅與前年相比再度增加14.5名,且遠超過北京、上海、廣州的同期水平。隨著常住人口特別是戶籍人口的迅速增加,將可能進一步增加深圳的學位壓力。
 
更直觀的數據體現在醫療方面。2019年,深圳每千人醫生數為3.0人,每千人病床數為3.8床,同樣遠低于北京、上海與廣州水平。而根據七人普數據,若按照2019年醫生與病床增速推算,2020年兩個數值將分別下降為2.5人和3.2床。
 
深圳市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熊義剛在接受采訪時曾指出,戶籍人口是公共財政資源分配的重要依據,將影響公共服務供需情況。換句話說,戶籍人口的超預期增長,將可能帶來公共服務匹配水平的滯后。而常住人口的大幅增長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情形。
 
 
一種觀點認為,深圳人口增長正進入節奏調整狀態。
 
據彭澎觀察,在深圳多次人口超預期增長之后,總會進入補足公共服務的“調整期”,根據新的人口數據修正此前公共服務的不足。消除差距的過程,也是倒逼深圳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增加城市宜居性的過程。
 
而在宋丁看來,此次收緊落戶政策,與其說是深圳人才引進紅利期的結束,更可能是深圳暫時性的“消化時間”。
 
深圳過去的人口政策,一直是一種動態調整、不斷更新的過程。面對人口發展的新特征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需求,深圳需要重新審視自身,制定更符合當下發展邏輯的人口政策,這從某種程度上也是深圳在經歷數年人口大幅增長之后的“喘息”。
 
此后,深圳人口政策是否還會再次放寬?在宋丁看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一定還是按照原來的模式。一個例子是,深圳的人才補貼政策正在發生調整——如深圳人才工作局此前透露,將重構人才分類評價激勵體系,不再向人才發放“帽子”,由“以帽取人”轉為“以崗擇人”,由支持“帽子”轉為支持崗位。
 
根據規劃,未來5年,深圳將聚焦重點產業和民生領域,吸引集聚100名左右杰出人才,100個左右擁有關鍵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高層次創新創業團隊,10000名以上引領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高精尖缺人才,100萬名以上各領域具有發展潛力的優秀青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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