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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生育新政來了,但真正起效,需要二三十年

三孩生育新政來了,但它真正起效,恐怕需要二三十年
 
就在昨天,“三孩政策”——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孩子的人口政策正式出爐。
 
這個人口政策的調整,可謂“神速”,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后20天,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出現了一個重大轉向。
 
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次遲到的調整。畢竟,中國的生育率在近30年的時間里低于2,無法維持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中,中國的生育率已經跌至1.3——在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列。
 
更不樂觀的是,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著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這是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
 
攜程公司的創始人、人口學家梁建章提出的生一個孩子獎勵100萬的政策建議雖然顯得有點驚世駭俗,但確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提高生育率、扭轉人口趨勢之難。
 
鼓勵生育的政策需要長期實施才能顯示出一些效果。
 
縱觀全球多個經濟體,在金錢,政策,環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幾十年后,有部分國家的生育率開始有微小的進步;還有部分國家或者地區,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見起色,一路向下。
 
在中國,這一次,要想止住生育率下降的頹勢,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呢?
 
 
哪怕在生育最友好型的社會
 
生育率的提高也是極為脆弱的
 
北歐可能是對女性生育最為友好的社會。
 
在瑞典,育兒假18個月——480多天。
 
育兒假期間,瑞典社會保險局會為他們支付超過80%的薪水。孩子1歲多即可以進入公立的托兒機構。學費與父母收入掛鉤,最高約合人民幣每月1100元。
 
瑞典的公司通常會為員工的育兒生活提供一定便利。孩子12歲以前,父母每年有最多120天的“孩子病假期”。在首都斯德哥爾摩,“晚高峰”出現在下午4點多。
 
爸爸們通常會承擔大量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
 
整體而言,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的鼓勵生育的政策 “工具包” 包括四個方面:
 
經濟補貼——每月發放的育兒津貼(在2014年,瑞典每個月發放的津貼合人民幣近1000元);一次性獎勵 (孩子出生、上學的補貼); 孩子成長各階段的教育、醫療服務補貼;住房補貼等。
 
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瑞典規定,地方政府有責任為12歲以下兒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務,除了提供一定時間的免費托育服務外,在向個人收費時也有政府補貼。
 
鼓勵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 延長夫妻的育兒假假,瑞典的育兒法定假期18個月,同時還鼓勵夫妻共享育兒假。
 
對女性友好的社會氛圍——反歧視立法,保障就業性別平等。
 
當然,以上的福利政策都是有代價的,瑞典超過3%的GDP支出用于育兒福利,在歐盟國家中也是占比最高之一。
 
同時,瑞典的總和生育率也是發達國家中的“優等生”,近年始終保持在1.8左右。
 
過去幾十年間,瑞典的生育率可謂“過山車”。
 
70年代末期,該國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婦權益,鼓勵生育,比如提供免費醫療保健、較高的育兒補貼,立法禁止解雇孕婦等。
 
隨后,政府大力推廣托育服務,并鼓勵男性共同做家務、帶孩子,還繼續延長產假。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過20世紀90年代,一場經濟衰退讓這些福利縮水了?;蛟S還出于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瑞典家庭又一次減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經濟衰退結束之后,政府將育兒假最長延長到480天,并提高育兒津貼的金額。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間,高于絕大部分發達國家。
 
瑞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將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樣大的努力。這努力的結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復。
 
東亞的努力為什么成效甚微?
 
作為全球生育率倒數的劣等生,東亞地區最早在90年代也開始鼓勵生育 ——提供育兒津貼、鼓勵爸爸休育兒假、縮短勞動時間、提供平價托育服務……
 
但收效甚微:日本的生育率維持在1.4——低于生育率陷阱的水平,韓國和中國臺灣更低——0.84和0.99,倒數第一和倒數第二。
 
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中,日本最早面臨少子化問題。不過,直到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降到1.57時,日本政府才開始出臺一系列政策。
 
1994年,日本提出要“構筑快樂育兒的社會,力圖讓父母保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具體做法是,要求托兒所和幼兒園延長托管時間,讓女性在撫養幼兒的同時也可以工作。
 
不過,這一政策作用不佳,生育率仍然下降迅速,因此繼續投資擴充托兒所功能、充實學校教育和校外活動、減輕家長負擔。
 
2003年日本制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重點推進育兒假制度、鼓勵父親參加養育子女、縮短勞動時間等。
 
然而,生育率還在繼續下降。2005 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降低到1.26,創下歷史新低。
 
之后,日本應對少子化的政策,繼續層層加碼。
 
其中,最有誠意的一次加碼,當屬2017年9月提出的“育人革命”。這一計劃提出,將用三年時間,投入約2萬億日元(約合1163.6億人民幣),以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積極性。
 
如今,日本人生一個孩子,可以得到4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4萬元)的生育補貼。
 
孩子15歲前,每月可獲得10000-1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581-872元)育兒津貼。3-5歲幼兒可以免費上幼兒園(學費較高的私立園仍需交一定費用);如果家庭年收入低于260萬日元(約合15萬人民幣),則0-2歲也可免費上托兒所。此外,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學還可以得到補助。
 
不過,雖然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刺激生育,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只是略有上升,仍保持在 1.4 左右的超低水平。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亞其他地區。
 
早在2005、2006年,韓國和中國臺灣已意識到少子化的問題,并開始采取大量鼓勵生育的措施。
 
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津貼、托育服務、父母育兒假等方面,投入金額不斷提高。
 
近幾年,在韓國和中國臺灣,生第一胎,都可獲生育獎勵約合人民幣2000-3000元,每月育兒津貼約合人民幣550-700元,第二胎及以上金額還會增加。多個縣市都有公辦的親子游樂中心,免費或象征性收取費用。此外,政府還開辦或補貼社會力量開辦大量托兒所,嬰兒6個月左右即可入托。
 
韓國的政策更進一步:育有8周歲以下或小學2年級以下孩子的父母可申請最長1年的育兒假,父親也可以休育兒假。超過三個孩子,可享受電費、燃氣費、火車票打折,以及國家獎學金優先、學費減免、買房優惠等等。
 
不過,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生育率繼續下跌的趨勢。
 
到2020年,韓國和中國臺灣兩地的總和生育率,比日本更低——分別為0.84和0.99。
 
多年來,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一直致力于鼓勵生育,投入諸多。為什么效果如此不明顯?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誤判人口形勢,錯過了最佳應對期,在生育水平已過低、接近“低生育率陷阱”時才開始鼓勵生育。“低生育率陷阱”理論認為,一旦總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轉其下降趨勢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比日本反應更慢,中國臺灣和韓國在開始鼓勵生育時,總和生育率已分別跌到了1.18和1.08。
 
其次,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仍然不足,影響了政策實施的效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丁英順在《日本應對低生育政策再探討》一文中指出,日本的相關投入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處于較低水平。“法國、英國、北歐等把GDP的3% 投入到育兒方面,而日本勉強達到1%,這些福利還遠遠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
 
此外,丁英順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原因:日本的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仍然欠缺。日本政府為保障女性就業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但大部分人仍然支持“男主外、女主內”,這很大程度上導致大量女性為避免放棄事業而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這也是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發布于2019年的報告還以韓國為例,提到了東亞地區生育率低的一個特殊原因:傳統的勞動分工深深扎根于父權文化、工作時間長且不靈活和高度競爭的教育系統。
 
“二孩政策”實施10年后
 
也許不用參照其他國家,回頭看看中國過去10年所進行的人口政策的調整,以及調整后的“成果”,也能一窺端倪。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緩解養老壓力,2011年11月,全國所有省份放開父母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生育二孩,也就是“雙獨兩孩”政策。
 
 
△ 2013年12月,某地“生育二孩”的宣傳欄。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政策實施后,出生人口并沒有明顯增長。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出生人數1635.01萬人,僅比2011年增加31萬人左右。人口大省河南2年僅有600多對家庭申請生二胎。
 
盡管如此,立即放開全面放開二胎的建議,還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其核心議題是,全面放開二胎會造成多少人口出生堆積?將對社會、經濟等造成怎樣的沖擊?
 
按照當時學者的分析,如果2012年直接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即便是只有70%的女性有生二胎的意愿,中國也將多生出9700萬孩子。
 
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樣的人口增長,對醫療、教育、就業、居住等,無疑都是巨大的考驗。
 
不過,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實在是多慮了。
 
當中國還是決定逐步放開——2013年將二孩政策放寬到“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2016年開始真正的“全面二孩”政策后,預想中的“嬰兒潮”卻沒有出現。
 
2016年,中國出生人口1786萬,達到十年峰值。此后,遭遇生育懸崖,出生人口連年下跌。到2019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首次刷新了1961年的最低記錄。
 
今年5月剛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則顯示,2020年出生人口進一步降低至1200萬,生育率只有1.3。
 
全面二孩政策執行5年,出生率不增反降,年出生人口又創新低。
 
過去30多年,獨生子女、晚婚晚育等政策,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形成新的社會模式。人們對待生育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
 
統計數據顯示,每對夫婦期望已經從生育孩子數量已經從6個降低到了1.8個。
 
人口學者、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豐對江蘇農村1.8萬名女性追蹤調查發現,3年內只有6%生了第二胎。很多城市男女甚至不婚不育。
 
此外,過去十年的二孩政策只放開了“生”的限制,缺少配套政策,沒能分擔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也造成了生育二孩意愿不強。
 
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53.3%的一孩家庭沒有意愿生育二孩。主要原因就包括“入園、升學情況”、“生活地區環境狀況”“孩子看病就醫的便利程度”,同時父母精力、孩子的照料問題、家庭經濟狀況等都是影響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2016年的上海兩會上,就有人提出,在上海養大一個孩子需要大概200萬元,37%的家庭因經濟原因不打算要第二個孩子。
 
有了前車之鑒,這次的人口政策,明顯步子大了一些。除了全面放開三孩,在“育”上略有不同,新政還提出了一些配套的支持措施,比如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降低教育開支、完善生育休假與保險制度等。
 
不過,此前多個國家的經驗表明,止住生育率下滑趨勢不是一日之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幾代人的努力,而努力的結果又總是脆弱而容易反復。
 
三孩放開政策公布的同時,小編做了一項“三孩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的投票,在這個3.1萬人參與的調查中,2.8萬人選擇了“完全不考慮”,超過總人數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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